种族>气候>性别？社会正义的实践存在优先级吗 | 后生深度
后生价值在上线公众号之前，在「性骚扰防治与共情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实践与努力（👈 点击划线处查看更多）。为了链接到更多资源，团队报名参加了国内外各种社会创新竞赛，而很多社创竞赛是分赛道的，比如「教育」类、「乡村振兴」类、「扶贫」类、「科创」类等等。然而2年来参加了那么多比赛，却没有在正规赛事里碰见过专属于「性与性别」的赛道……每次，我们都得把「反性骚扰」的项目包装在另一个类别里。记得有一次，答辩现场的气氛和我们的项目十分不匹配（欲哭无泪.jpg），最后也是毫无意外地被淘汰了……
我们该如何看待某些社会议题相比其他问题被给予更多、或更优先的关注？社会正义的实践一定存在优先级吗？
五月末，为弥漫全球的肺炎恐慌按下暂停键的，是明尼阿波利斯警局的四名警察。透过网络世界不断被转评赞的实拍视频，在其暴力执法下垂死的黑人男性弗洛伊德，奄奄一息之际几近呜咽的「妈妈」，不仅引燃了整个黑人社群难以遏制的怒火，也跨越屏幕唤出了人们心中对社会不公正的悲恸与愤懑。
「种族正义」一时间跃居至全球社会问题的最中心。我们该如何看待某一个社会正义问题被给予更多、或更优先的关注？这种优先级的获取是否意味着对其他社会正义议题的忽略？
六月份，由弗洛伊德之死又一次引发的「黑人命也是命」抗议（Black Lives
Matter/ BLM），不仅规模以及影响范围都超越了同期其他所有社会正义活动，更获得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活动家们的支持。从结果上看，种族正义议题似乎成为了六月里社会正义实践的最优先事项。
比如黑人女艺术家SZA就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不久后发推文表示：作为黑人群体的一员，面对种族暴力的迫近，她对诸如气候变暖在内的其他社会正义议题无暇顾及。
环保女孩格蕾塔（Greta Thunberg）也用自己的Instagram声援BLM运动。除去疫情相关的推送，这是格蕾塔在insta上发布的唯一一条不和环境保护相关的社会正义议题。
类似的，酷儿群体则通过并列#骄傲月#与#黑人命也是命#的话题标签，表达ta们对「黑人命也是命」的支持，以及与黑人群体站在一起、共同反抗体制不公的决心。
面对赤裸的体制暴力与基于种族的制度性歧视，黑人群体对悠关自身生命权的不安与愤怒，使得「黑人命也是命」的棘手性被其他族群、阶层、阵营共情。许多社会活动家选择暂且搁置自身关注的议题，利用自己擅长的平台及影响力为种族正义贡献流量，这让「黑人命也是命」成为6月份社会正义实践的当务之急。
始自美国而后又席卷全球的「黑人命也是命」抗议，让我们看到了种族正义议题在特定时期领衔社会正义实践的可能。相比之下，国内的社会正义实践也一直有其独特的优先级考量。其中，性别议题似乎一直都偏于末尾。
新媒体时代，性别事件虽然更频繁地得到了曝光与传播，但如果我们将之与其他社会正义议题进行横比，就不难发现「性别平等」在大众认知中的隐匿。
以公益界为例，粗略回想各个社会正义问题的相关机构数量及其发展状况，不难发现，「性别」在所有社会正义问题中位于一个「相对垫底」的现实处境。比如环保、教育等主流议题，得到的体制支持更充裕，拥有的正向曝光量更多、受到的发展阻力也更小——当然，在类似「更优先」的社会议题领域内，也同样存在进一步的等级划分，比如扶贫就比环保「更容易推进」。
相比之下，性别平等议题一直处于较野生的状态，在民间以艰难的姿态蹒跚前行。即使有妇联这样理论上的体制倚靠，也因后者本身在国家机构设置中被边缘化的事实而更加举步难行、遭遇到更多本不应遭受的敌意、污名与阻挠。
后生吐槽——
廖敬仪（后生价值联合创始人）：后生价值在上线公众号之前，在「性骚扰防治与共情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实践与努力（👈 点击划线处查看更多）。为了链接到更多资源，团队报名参加了国内外各种社会创新竞赛，而很多社创竞赛是分赛道的，比如「教育」类、「乡村振兴」类、「扶贫」类、「科创」类等等。然而2年来参加了那么多比赛，却没有在正规赛事里碰见过专属于「性与性别」的赛道……每次，我们都得把「反性骚扰」的项目包装在另一个类别里。记得有一次，答辩现场的气氛和我们的项目十分不匹配（欲哭无泪.jpg），最后也是毫无意外地被淘汰了……
社会正义的实践一定存在优先级吗？有没有什么现成的视角、方法可以缓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张力，让大家共同对社会正义的期望更有机地结合呢？
单一社会正义实践的复杂性——蒂格兰芬德诉大众汽车案
1976年，一位叫蒂格兰芬德（Emma DeGraffenreid）的黑人女工与她的工友姐妹将大众汽车告上法庭，控诉公司涉嫌种族与性别歧视——例如一些工作只给白人做，不给黑人做；一些岗位不对女性开放、只招收男性。
在黑人女性的处境中，这类歧视的影响更加恶劣：如果你是一位男性黑人，那么你可能被召做基层的一个装卸工人，但这个工种是不对女性开放的；生而为女，你可以申请类似秘书、文书一类的工作，但这一类工作实际上又不对黑人开放。
此时，黑人女性同时面临着来自种族、性别的双重不公。然而蒂格兰芬德控告大众公司的这起官司，在当年的法院看来十分荒唐。院方认为，你要不就控告性别歧视，要不就控告种族歧视，但把两个控诉结合在一起，是没有法律能帮助起诉人维护权益的。
蒂格兰芬德这一起案件的孤立无援，直到1989年「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一概念诞生后，才为后来人重新看待类似困境提供了十分恰当的视角。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一概念由美国黑人女权主义学者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提出。她在研究针对有色人种女性的暴力时，发现如果能把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交叉在一起去思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复合的解释，才能精确地阐释有色人种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不同社会正义实践间的关联性
从这一角度引申开来，交叉性理论其实能帮助识别与避免社会正义实践过程中的以偏概全。
以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Y. Davis）在《妇女、种族与阶级》（1983）一书中所讲的为例：
一方面，早期的废奴主义者往往非常容易忽略性别与阶级，比如无视甚至曲解黑人女性在奴隶制下维系生存的努力。著名黑人社会学者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在其1939年出版的《黑人家庭》中，虽然激烈地描摹了奴隶制对黑人群体的可怖影响，但他同时认为：黑人家庭的性别分工应该与传统白人家庭的分工保持一致，「性别平等的婚姻与在外工作的女性都会（负面地）影响黑人家庭的健康」。
社会正义缺乏交叉性视角所可能造成的偏见，在著名的废奴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也能被窥见。作者斯托夫人在《小屋》中将女主人公依莱扎（Eliza）——一名混血黑人女性——对奴隶制的反抗，归因为接受神启后保护孩子的母性本能。实际上，奴隶母亲们无可计数的英雄主义事迹早已被记载在录。这些黑人女性是被她们本身对于奴隶制的极端憎恶而驱动着去保护孩子的。她们的能量源泉并非源于母职的某种奇幻之力，而是来自作为奴隶的实在经验。
▲ 左：《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斯托夫人；右：《小屋》的女主人公伊莱扎
交叉性的视角使各类社会正义议题的实践不再相互独立，而成为一个聚合的有机体。对任一社会正义议题的额外具体关注，都不会使得对其他社会正义议题的追求黯然失色。这一视角能够启发我们凝聚更宽广的集体行动，为社会正义的实现去做共同的斗争。
格蕾塔和酷儿群体为了种族正义而暂时搁置自己原本关注的社会正义议题，这并非意味着其他议题与「黑人命也是命」相比没那么重要，而是体现了一种社会正义实践中应该坚持的交叉性的团结。
相比迟迟不愿行动的沉默的大多数，与觉得「性别」、「环保」和「种族」都是「吃饱了没事干」才去关心的既得利益者，不同社会领域的社群或个体在互联网端为每一个社会正义议题贡献的转评赞，都能确凿地引发屏幕另一端见证者的个体头脑革命，而当个体心中关乎自由正义的火种被播撒开来，ta就再难回到从前魔盒紧闭的太平幻景中。
不交叉，无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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